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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涉及法律主体众多 委员建议

立法要平衡好各主体之间关系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涉及法律主体众多 委员建议

□ 本报记者  蒲晓磊

  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中,家庭、企业、政府、社会等主体各自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谁是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第一责任人?如何围绕第一责任人履职来立法,成为政协委员热议的焦点。

  “家长最了解孩子、最有条件管好孩子,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中,家长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全国政协委员、台盟中央常委江利平认为,家长是未成年人保护的第一责任人。

  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张嘉极则认为,让家长承担第一责任不切实际,相对于家长、政府等主体,互联网企业具有天然的技术、信息和行为优势,可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中发挥主要作用,应承担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最重要的主体责任。

  “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中,教育部门和学校责任重大。”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第十二中学校长李有毅说。

  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泉州市政协副主席骆沙鸣指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是一个社会治理系统工程,需要社区、社工、社会组织共建共治共享共赢。

  ……

  委员们认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涉及利益主体众多,各方的认识和诉求不完全一致十分正常,立法要从实际出发,维持多管齐下、综合施策、责任分担、社会共治,平衡好政府监管和市场机制的关系、政府职能与企业权益的关系、家庭与社会的关系、短期效果和长效机制的关系,增强制度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家长是未成年人保护第一责任人

  “民法总则明确规定,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且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未成年人保护法也建立了‘家庭保护’制度,专门规定父母的义务。”江利平认为,这些法律制度,充分说明家长是未成年人保护的第一责任人。

  但江利平也注意到,目前的问题是,家长在执行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义务方面存在许多困惑和困难,比如缺乏科学有效的方法,有些家长疏于管教、有些家长想管但缺乏经验和办法、有些家长简单排斥互联网等。这就需要在规定家长义务的同时,为家长承担责任提供必要条件。

  “建议通过立法的方式,明确家长是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第一责任人。”江利平说。

  江利平认为,家长应主动学习网络知识、以健康网络使用品行和方法教育影响引导未成年人、预防和制止未成年人实施不良网络行为。同时,家长也应尊重未成年人的权益、在代为作出与网络有关的决定时应告知、听取孩子的意见等。还可参考国外的“强制报告”“剥夺监护权”制度,摒弃“清官难断家务事”观念,强化家长的角色和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朝阳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邢吉华介绍,欧盟已将网络素质作为现代公民的基本素质之一,并明确界定网络素质包括利用网络工具解决现实问题、保护个人及信息安全、处理网络信息、网络环境中交流合作以及网络平台上知识创新等五大能力。

  “我们在工作中发现,实践中不少网络侵害未成年人权利案件都是因各方主体的网络素质不足而产生。”邢吉华遗憾地说。

  邢吉华建议,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将网络素质的五大能力吸收到《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送审稿)》中,尤其要明确家长的网络素质能力。

  “首先,请求家长、未成年人提高利用网络工具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其次,请求家长以身作则,采取措施保护未成年人的人身财产及信息安全。最后,请求家长提升处理网络信息的能力,涉及识别有效信息,鉴别虚假、诈骗及不良信息等请求。”邢吉华说。

互联网企业应当承担主要责任

  张嘉极认为,由家长承担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第一责任不切实际。

  “众所周知,未成年人是网络原住民,而家长是网络移民。客观存在的数字鸿沟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孩子和家长对网络认识的对立。与企业相比,家长明显被动、弱势,很难承担起保护的主要责任。”张嘉极说。

  张嘉极认为,互联网企业具有天然的技术、信息和行为优势,应当承担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主要责任。

  全国政协委员、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席履行官严望佳也认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最重要的责任主体是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要器重通过为网络信息服务者设定“规定动作”,让技术防护措施和配合行为规范发挥作用。

  在张嘉极看来,互联网企业的主体责任,可由法律责任、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三部分组成。

  首先是法律责任。

  “一方面,互联网企业作为网络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有义务为未成年人这样心智尚不成熟的特殊消费者提供‘绿色无污染’的网络产品。另一方面,互联网企业作为技术手段的掌控者,还可从产品开发、内容审核、用户管理等各个环节消除对未成年人的不良影响。”张嘉极说。

  此外,企业还应承担起社会责任和道义责任。张嘉极认为,法律规定仅仅是底线,企业可以结合自身特点,研究开发适合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产品和服务、探索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新技术和新手段、制定严于法律的企业标准等等,送审稿对于企业自觉承担社会责任、道义责任的行为,应予以鼓励。

教育部门及学校应发挥重要作用

  4月底,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做好预防中小学生沉迷网络教育引导工作的紧急通知》,在李有毅看来,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中,教育部门和学校责任重大,建议在送审稿中进一步明确教育部门和学校的义务。

  一方面,应当明确教育部门的以下法定义务。

  “完善网络素质教育体系并纳入不同学段的教学内容;建立家长课堂,开展家长网络素质教育;建立教育主管部门与网信、文旅、公安等部门信息沟通、情况通报、联合处置制度。”李有毅建议。

  另一方面,也要对学校的法定义务作出规定。

  李有毅认为,中小学校应当建立未成年人网络安全预警和报告制度,定期将发现的未成年人网络生活中的各种安全问题如网络成瘾、网络欺凌、网络色情、网络暴力、网络诈骗、网络反动的和恐怖主义言论等上报教育行政部门,以便第一时间及时加以分析、疏导和解决。

  除了教育部门与学校,社区、社工、社会组织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骆沙鸣认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是一个社会治理系统工程,需要社区、社工、社会组织共建共治共享共赢。

  “送审稿应明确共青团、妇联、科协和高校以及社会组织在教育引导未成年人正确价值观和帮扶救助受困受害未成年人的责任,提升相关技术监督、法律监督和社会监督的综合效益。”骆沙鸣建议。

明确各方责任 实行社会共治

  尽管委员们在谈论主体责任时都有所侧重,但在观点碰撞中也形成了共识:明确各方责任,实行社会共治。

  这样的共识,也是大家建议送审稿进一步修改完善的重点:明确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学校、家庭、行业组织、新闻媒体等各个主体的责任,充分发挥其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中的作用,形成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社会共治格局。

  对此,腾讯公司高级副总裁郭凯天非常认同。郭凯天介绍,2017年2月,腾讯公司推出“腾讯游戏成长守护平台”,为家长提供科学管理孩子上网及游戏时间的解决方案,协助家长对未成年子女的游戏账号进行健康引导。一年来覆盖用户近千万,活跃度达92%,得到家长普遍认可。

  郭凯天坦言,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中,企业责无旁贷,与此同时,也需要多方主体共同参与。

  “当前,中国留守儿童超过900万,监护人明显缺位。仅强调实名认证、防沉迷等技术措施,容易被绕过。送审稿强化‘整体论’理念,强调发挥学校、家长的教育义务,政府、企业多方配合,是一大亮点。”郭凯天说。

  张嘉极同样认为,强调互联网企业的主要责任,并不意味着政府等其他主体可以缺位。立法中,需要通过规定政府义务,为企业承担责任创造有利条件。同时,也可采取正向激励措施,制定科学指标评价体系,定期评选优秀企业,赋予荣誉或经费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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