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蝗虫不吃长安的庄稼抱树而死,纯系一派胡言,为何皇帝就信呢?

资治通鉴》记载:“唐僖宗乾符二年(公元875年)的秋天,大批蝗虫,自东而西,飞袭而来,蝗群遮天蔽日,所过之处,一片赤地,一切绿色的植物都给啃了个精光。京兆尹,也就是首都市长杨知至,上了一本,奏称:‘这次蝗灾,全国波及,托皇上的恩庇,独我们京畿一带,蝗虫虽然也飞来了,可它们不吃庄稼,一只只都抱着荆棘而死亡了。’在朝的宰相们,互相为之祝贺。”

这是一个很滑稽的额手相庆的场面,但令人匪夷所思。

第一,蝗虫已把大半个中国一扫而光,颗粒无收,哭都来不及,何贺之有?

第二,蝗虫抱树而死,纯系一派胡言,稍有良知者,皆能明辨其诬妄。

然而臣下为皇上的洪福齐天,还在宫阙殿堂之上,山呼万岁,真是够荒唐的了。

尽管进奏的杨知至,庆祝的众大臣,都晓得这是一个弥天大谎,但说谎者、助谎者有恃无恐的一个根本原因,就因为僖宗信谎。

唐到僖宗,已经是衰败的末世,但他需要制造出一派大好形势,于是,这种当面撒谎的腐败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给《资治通鉴》作注的胡三省,注到这里,回顾唐代的历史说:“杨国忠以霖雨不害稼,韩晃以霖雨不败盐,今杨知至以蝗不食稼抱荆棘而死,唐之臣以蒙蔽人主而成习,其来久矣!”

蝗虫不吃长安的庄稼抱树而死,纯系一派胡言,为何皇帝就信呢?

大臣“蒙蔽人主,其来久矣”,也不光是唐朝才有的现象,在此之前,在此之后,都是不绝如缕的。

唐德宗时的一位清廉贤明的宰相陆贽,曾经在上奏里说过:“流俗之弊,多徇谄谀,揣所悦意则侈其言,度所恶闻则小其事,制备失所,恒病于斯。”因为大部分皇帝的耳朵,都患有偏听症,比较喜欢听顺悦己意的话。

所以,报喜不报忧,便成了帝王周围的人的职业习惯。

说谎,不但是家常便饭,而且成了这些人的生存手段。不报忧,但忧实际存在着,怎么办,就要想方设法地掩饰,隐瞒,于是,只有靠撒谎来蒙蔽皇上;要报喜,而无喜可报,怎么办?就不得不编喜,造喜,制造喜的假象来哄骗主子,一句话,还是要靠谎言。

唐代从太宗时的魏征起,各个朝代都幸而有一两位贤相,魏征死得早,算他命大,其余的,结果都不大好。有的更凄惨,不是杀头,就是贬谪,如张九龄。这给做臣下的长了教训,为了说真话,而付出充军发配,满门抄斩的代价,就不如撒谎哄皇帝开心,还能升官发财,来得实惠了。

蝗虫不吃长安的庄稼抱树而死,纯系一派胡言,为何皇帝就信呢?

陆贽为什么想起来给德宗说这番话呢?

也是感触实在太深的缘故。

因为在唐代历朝大臣中,若要评选出一名说谎冠军的话,这枚金牌非他的同僚,德宗当政时的裴延龄莫属。此人撒起谎来,真是风云变色,天昏地暗,其离谱,其没边没沿,其瞎说八道的程度,令人张口结舌。而他脸不红,心不跳,简直不知道人间还有羞耻二字。

德宗贞元十年(公元794年),“上欲修神龙寺,须五十尺松,不可得。延龄曰:‘臣近见同州一谷,木数千株,皆可八十尺。’上曰:‘开元、天宝间,求美材于近畿犹不可得,今安得有之?’对曰:‘天生珍材,固待圣君乃出,开元天宝,何从得之?’”

虽然历代皇帝,弱智者多,这也是中国有许多昏君、暴君主外,还有更多无能庸君的缘故,不过,这个德宗,至少能知道同州,即今之大荔县,离长安不远,属京畿之地,从他曾祖玄宗那一辈,就难以采伐到巨材来盖宫殿,所以表示不信,说明他还不能算最糟的庸君。

然而,被那张拍马溜须的嘴巴,捧成圣君以后,竟也就对裴延龄说的,森林似乎豆芽菜似的,一夜之间,就能长成栋梁之材的谎话,也不置疑了。

蝗虫不吃长安的庄稼抱树而死,纯系一派胡言,为何皇帝就信呢?

同一年,这位说谎冠军又上奏一本:“左藏库司多有失落,近因检阅使置簿书,乃于粪土之中,得银十三万两,其匹段杂货百万有余。此皆已弃之物,即是羡余,悉应移入杂库,以供别敕支用。”

胡三省注云:“匹段杂货,使在粪土之中,已应腐烂不可用,虽甚愚之人亦知其妄诞也。德宗不加之罪,延龄复何所忌惮乎!”

德宗居然相信这类鬼话连篇,到了连常识都不顾的地步,也真让人咋舌。

很多皇帝和一些老板们,很容易被一些巧言令色的骗子包围蒙蔽,而上当,而执迷不悟,直到民不聊生或者公司破产的,数不胜数。

到底不愧为撒谎冠军,就在前一年,裴延龄已经充分展现了睁眼说瞎话的专长。“京城西污湿地生芦苇数亩。”可到了他的嘴里,这数亩地变成了“长安、咸阳有陂泽数百顷”,并且奏称:该地“可牧厩马”。

结果,德宗还信以为真,还挺当回事,还派有司到那里去阅视。回来一汇报,哪里能放养牧马?纯系天方夜谭,根本没有这回事。

蝗虫不吃长安的庄稼抱树而死,纯系一派胡言,为何皇帝就信呢?

本是该追究他欺君之罪的,可是德宗不了了之。正因为有这把大保护伞罩着,他才肆无忌惮地“恣为诡谲,皆众所不敢言亦未尝闻者,延龄处之不疑。上亦颇知其诞妄,但以其好诋毁人,冀闻外事,故亲厚之”。

有说谎者,必有信谎者。惟其有信谎者,说谎者才得售其奸,若无信谎者,说谎者没有市场,谎言也就寝息。可是德宗皇帝信谎,需要谎,这种供求关系,决定了裴延龄在他的位置上得其所哉,谁也奈何不了他。

陆贽早就对德宗说过,裴延龄是“诞妄小人”,不可用,“用之交骇物听”。到了这种地步,他不得不上书,直抒己见:“……移东就西,便为课绩,取此适彼,遂号羡余,愚弄朝廷,有同儿戏。”

也许是气急败坏的缘故,竟语不择句,把德宗比作了秦二世。

蝗虫不吃长安的庄稼抱树而死,纯系一派胡言,为何皇帝就信呢?

他说:“昔赵高指鹿为马,臣谓鹿之与马,物理犹同,岂若延龄,掩有为无,指无为有。”

然而,德宗的耳朵,和其他许多皇帝一样,也患严重的偏听症,自然听不进去这番忠言。

而那个集吹牛、撒谎、胡说八道与恬不知耻于一身的裴延龄,照旧当他的官,撒他的谎,拍他的马,悠哉游哉。忠诚正直的陆贽,却不得不吞下一个单人独骑,逐出长安,踽踽孓行,贬往远州的苦果。

等到德宗驾崩,顺宗接位,才想起把他召回,可是未抵京师,就命逝黄泉了。

历史从来都把说谎者,绑在耻辱柱上,这也是应有的绝不宽贷的判决,然而,那些相信谎言,需要谎言,还为无耻之徒,卑鄙小人提供孳生土壤的统治者,正义之剑,总是很少刺及。

其实,要没有唐德宗的信谎,会有裴延龄的说谎吗?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对握有权柄的信谎者,由于流毒所及,祸殃一方的灾害性,是尤其不能高抬贵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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