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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一县令,靠什么成为内阁首辅,离职时为何遭人嘲笑?

明朝官员中,从地方官干成京官的,不胜枚举;但从县令干成内阁首辅的,实属罕见。张至发,就是明末官场上的一个传奇人物。

张至发(1573年—1642年),今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双杨镇坡子庄人。淄博,齐文化发祥地,历史上出了不少名臣,从职位上看,张至发应是最高的。

《淄川县志·名臣传》记述,张至发,字圣鹄,号宪松,万历二十五(1597年)年中举,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中进士。从玉田县令干起,张至发最后位居内阁首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因为这个光环,《淄川县志》把张至发塑造成了一个忠孝仁义的近乎完美之人,但在《明史》中的形象并不高大。

登科入仕后,张至发干了几任县令,后因为政绩突出被调入京城,先做礼部主事,后改御史。在御史这个职位上,张至发很有胆量,连首辅叶向高他都敢弹劾。在排斥东林党的斗争中,张至发再次发威,谁敢为东林党说话,他就弹劾谁,户部郎中李朴就被他说成“背公死党,诳语欺君”(《明史·张至发传》)之徒。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明神宗打发张至发去河南做了巡按御史。

在河南期间,张至发这个御史表现得仍然很有棱角,福王朱常洵(神宗第三子)就藩洛阳,“中使相望于道”,面上极尽招摇,张至发又跳出来以礼裁之,搞得福王也没有脾气,“无敢横”(《明史·张至发传》)。几年后,张至发称病回乡,继而大明帝国频遭变故,神宗崩,光宗崩,熹宗立。天启元年(1621年),张至发进大理寺丞;天启三年(1626年)请假回乡照料老人。魏忠贤听说张至发排斥东林党人,认为此人可用,便有意拉拢提拨,但张至发始终不肯出山。

到了崇祯五年(1632年),六十岁的张至发再次出现在官场上,“起顺天府丞,进光禄卿”,掌管具体而繁杂的宫廷事务。因为“精核积弊,多所厘正”(《明史·张至发传》),工作业绩突出,思宗觉得张至发是个能干事、会干事的人才,就破格提拔他做了刑部右侍郎。崇祯八年(1635年)七月,思宗扩大内阁规模,便提拔张至发为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成为内阁辅臣之一。

当时,内阁人数不少,首辅是温体仁,钱士升、王应熊、何吾驺次之,张至发和文震孟因入阁晚,排在后面。在新的政治舞台上,张至发犹豫满志,不可能不觊觎首辅的位子。若论资排辈,张至发想做首辅,想从六阁臣中脱颖而出,难。但是,机会还是来了。仅过了两年的时间,张至发就排到了最前面。

原因有四个。其一,张至发跟温体仁走得很近,受到了特殊保护;其二,温体仁一贯党同伐异,张至发充当助手,配合温体仁清除内阁中的异己势力和政治对手;其三,思宗猜忌心很强,不好侍候,难免有阁臣知难而退;其四,个别阁臣性情古怪,人缘太差,弹劾声不断,成为众矢之的,只能乖乖走人。

崇祯八年(1635年)九月,王应熊因不协人望,在轮番弹劾下离职;同年十一月,何吾驺、文震孟被罢免,张至发出了不少力;崇祯九年(1636年)九月,钱士升因触犯思宗称病归乡。此时,内阁辅臣就温体仁和张至发的资格老了。崇祯十年(1637年)六月,温体仁结党营私被思宗察觉,免为庶人。

温体仁走了,张至发熬出了头,“体仁辈尽去,至发遂为首辅”。张至发跟了温体仁数年,学到了一些东西,但终究差了不少,“至发代体仁,一切守其所为,而才智机变逊之,以位次居首,非帝之所注也”(《明史·张至发传》)。张至发之所以能成为首辅,不在于其才干,而在于他在内阁位次靠前,资格老。

做了首辅后,张至发继承了温体仁的衣钵,成了温体仁第二,结党营私,玩弄权术,党同伐异,排挤良臣,黄道周等一批忠臣遭到打压排挤,朝廷一度乱糟糟,各部各科对张至发的弹劾声不断。而此时,大明帝国内有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军如火如荼,外有清兵虎视眈眈,却未见张至发有何良策,有何建树。

张至发被弹劾,还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是张至发“起自外吏,诸翰林多不服,又始终恶异己,不能虚公延揽”,从一个小县令起家,侥幸入阁,且刚愎自用,不听他人意见,那些翰林们能服他吗?二是张至发身为首辅,却犯有严重的错误,“帝亦恶其泄漏机密”(《明史·张至发传》),这样的人配做首辅吗?

崇祯十一年(1638年)四月,张至发在官场上混不下去了,于是上疏辞职,并说明了辞职的原因,“自谓当去者三”。这一年,张至发六十六岁。三条原因为何?史载不详,但可以肯定“未尝引疾”,不是因为生病而辞职。然而,思宗却让他回乡养病,“忽得旨回籍调理,时人传笑,以为遵旨患病云”(《明史·张至发传》)。圣旨写得很明白,回家养病,当时有人嘲笑张至发是遵圣旨而得病的。

对于张至发,史官在别传中这样评价他。温体仁去后,“及张至发……继之,皆非帝意所属,故旋罢去”(《明史·薛国观传》);“去而张至发……当国,……以娼嫉称”(《明史·周延儒传》);“体仁虽前死,其所推荐张至发……之徒,皆效法体仁,蔽贤植党,国事日坏,以至于亡”(《明史·温体仁传》);“至发险忮,……一效体仁之所为,而国家之元气已索然殆尽矣”《明史·列传第141》)。

早年,王应熊离京,“乘传赐道里费,行人护行”(《明史·王应熊传》);而张至发离京,“帝……听之去。且不遣行人护行,但令乘传,赐道里费六十金、彩币二表里,视首辅去国彝典,仅得半焉”(《明史·张至发传》),没有挽留,没有护卫,差旅费也只给了一半。两者对比,足见思宗对张至发的成见有多深。

首辅到百姓,张至发的人生落差太大。崇祯十二年(1639年)冬,张至发染病,消息传到京城,思宗亲书“敕赐存问”四个大字,派官员及御医前来慰问。

据《兵部为奖惩有关官员事题行稿》崇祯十三年(1640年)六月二十五日条记载,“看得大虏南下,省会失守,凡隶属邑者,处处有风鹤之惊,……原任大学士张至发捐钱四百三十二千、粟米一百石”,思宗得知后,对其“加一级,仍赏银二十两”。崇祯十四年(1641年),思宗下诏起用张至发等旧臣,唯一张至发四次上疏推辞。次年七月,张至发病死家中,时年七十岁,赠少保。

张至发一生做过不少善事,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巡按河南时,“置义田,以赡贫者。(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豫省饥,请留饷备振,又请改折漕粮,皆报闻”;离职后,张至发依然心系乡土,“既归,捐赀改建淄城”(《明史·张至发传》)。此外,天启年间张至发还捐资建六龙桥;为解决水患,开挖苗家窝至坡子村东孝妇河长三十余里水渠一条,并驾石桥两座,名曰七星河。

《明史·张至发传》称“至发颇清强”,是个清廉强干的官员,不论是在地方任职还是在京城担任小吏,他都做得很出色。然而,入阁后的张至发却变了另一个人,患得患失,瞻前顾后,没有把正能量释放到正地方,以至于庸庸碌碌。十个月的首辅生涯,既成就了张至发的传奇,也让他一度迷失了自我。(刘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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