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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汪曾祺: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的世界很平凡

有人让汪曾祺用一句话概括自己,他想了想,说,“我约摸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这约摸是对他最准确的评价。

纪念汪曾祺: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的世界很平凡

1920年3月5日,一个叫汪曾祺的人出生在江苏省高邮市。此后一生,他与写作结缘,从20岁开始到晚年,一直在创新,力求突破小说与诗歌、散文的文学界限。

不仅仅是写作,汪曾祺博学多识,兴趣广泛,爱好书画,善做美食,乐谈医道,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的钻研。他一生都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像王安忆对汪曾祺的评价所说:他已是世故到了天真的地步。

家是记忆中最沉稳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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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出生于一个传统家庭,祖父中过拔贡,祖母是诗人谈人格的女儿,父亲年轻时是运动员,多才多艺,会画画、玩乐器、刻图章、看病,汪曾祺的画就受到父亲的影响。汪曾祺除了生母还有两个继母,每个母亲都会把满满的爱给他和他的兄弟姐妹们。汪老不会写“娘很爱我们”这样的话,但他那句:“娘搂着我坐一辆车……闻着安息香的香味,我觉得很幸福。”是对这种爱最好的描述。

正是这样弥漫爱和书香气息的环境,造就了汪曾祺,让他只记欢乐不记苦涩,写下的文字满是温爱和乐趣。

汪曾祺对家乡酷爱至极,高邮的咸鸭蛋就是因了他的文章而成为众人皆知的“网红”。家乡不仅是他出生的地方,还是他灵魂生长的地方;而家,于他而言是记忆中最深的颜色,就像他在《花园》中写道:“每当家像一个概念一样浮现于我的记忆之上,它的颜色是沉稳的”。

追寻潇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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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夏,汪曾祺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这是他成为一个作家的地方。

西南联大自由的学风,给了汪曾祺很大的发挥空间。大学期间,汪曾祺与同学创办校内的《文聚》杂志,并不断在杂志上发表诗歌、小说。西南联大讲课的教授有清华的、北大的、南开的,罗常培、朱自清、闻一多、吴宓……这些先生们的讲课让这里的学生受益匪浅。

汪曾祺喜欢看书,每天晚上到系图书馆看书,差不多每夜看书,到鸡叫才回宿舍睡觉。他说自己到西南联大追寻的是潇洒。这种自由民主的风尚,成就了汪曾祺洒脱的心性。

汪曾祺说:我要不是读了西南联大,也许不会成为一个作家。至少不会成为一个像现在这样的作家。

师生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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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学生。有人说沈从文是汪曾祺羡慕已久的大作家,当年他进入西南联大就是冲着沈从文去的,后来上了沈从文的选修课才有机会近距离接触。沈从文很观赏汪曾祺,不仅私下辅导他,还经常推荐他的文章发表。他们之间的情谊超越了师生之间的感情,一直到沈从文去世,他们的情谊都没有淡过。

沈从文曾对失意的汪曾祺说:重要的是对生活的“执着”,要对生活弥漫热情。在任何逆境之下,也不能丧失对生活带有抒情意味的情趣,不能丧失对于生活的爱。正是这些教导让他放弃了自杀的念头,此后我们多见他笔下温爱的文字。生活就是如此,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才能维持走下去。

一生相许,只因你才华横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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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的妻子叫施松卿,但他几乎很少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到妻子,除了《美国家书》中写给妻子的信外。可是他却与妻子恩爱了一辈子。

在高中的时候,汪曾祺对一个叫夏素芬的女孩有点意思,她是一个中医的女儿。高二有天上学,同学一进教室,瞧见黑板上有人给夏素芬写了一黑板情诗,不是新诗,是旧体诗,是汪曾祺写的。汪曾祺跟大家一起看,看了之后,他自己把黑板擦了。

在认识妻子施松卿之前,汪曾祺有过一次情感挫折。《长相思:朱德熙其人》中说:“曾祺有过一次失恋,睡在房里两天两夜不起床。房东王老伯吓坏了,以为曾祺失恋想不开了。”

朱德熙卖了自己的一本物理书,换了钱,把汪曾祺请到一家小饭馆吃饭,还给汪曾祺要了酒。汪曾祺喝了酒,浇了愁,没事了。后来,朱德熙对妻子何孔敬说,那个女人没眼力。

纪念汪曾祺: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的世界很平凡

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时候,汪曾祺和施松卿并没有交往。事实上,两人是在昆明郊区建设中学教书时认识并相爱的。

显然,还是施松卿有眼力。在联大读书时,施松卿不乏追求者。后来,他们的女儿汪明说出了为什么母亲选择了汪曾祺:“一次,爸爸妈妈聊起联大的事情,妈妈对我们说:‘中文系的人土死了,穿着长衫,一点样子也没有,外文系的女生谁看得上!’我们问:‘那你怎么看上爸爸了?’妈妈很得意地说:‘有才!一眼就能看出来。’”

生活中有了爱情,再困苦也是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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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夏天,汪曾祺被定为右派,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妻子施松卿不能请假回来送他,他临走前留了一个条子:“等我五年,等我改造好了回来。”就背起行李,上了火车。下放张家口期间,他每天的生活虽然困苦,但是他懂得随遇而安,苦中作乐。他的那句“生活,是很好玩的”就是那时的他对生活的态度。

其实,汪曾祺能够在动乱时期依然活得不错,除了他的态度,还有他的人情世故,也懂得保护自己。这个自保不是很庸俗地保护自己不受到身体或者外部的伤害,而是包括保护自己的心灵、精神、才华。在动荡黑暗的年代里,怎么能够保住自己的道德底线、保护自己的人格健全、珍惜羽毛、珍视才华,这些都是学问。汪曾祺做得很好。

后来,汪曾祺受聂华苓之邀去美国讲学,一个人身处异乡,就算有朋友照料,也不如家好、不如妻子的陪伴好。他频频给妻子施松卿写信,叨念自己在美国生活的琐碎之事,因为知道写下的这些在遥远的大洋彼岸有心爱的人会看到,即便满纸都是:我昨天检查了一下炊具,不够、蔬菜极新鲜……也都是他无言的牵挂。

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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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之人几乎没有不爱美食者,而汪曾祺是既喜美食又善于动手者。他做菜的本领更是在他的文章中一览无余,例如他在自己文章中提到:“台湾陈怡真到北京来,我给她做了几个菜,有一道是烧小萝卜。我做的烧小萝卜确实好吃,因为是用干贝烧的。”一个普普通通的萝卜,在汪曾祺手里就变得与众不同起来,真是难得。汪曾祺挑选做菜用的萝卜更是苛刻:“北京的小水萝卜一年里只有几天最好。早几天,萝卜没长好,少水分,发艮,且有辣味,不甜;过了这几天,又长过了,糠。”可见汪曾祺是个极其认真的人。聂华苓也吃过他的佳肴:“吃得非常开心,最后来汤汁都端起来喝了。”

汪曾祺只身在美国的时候,给施松卿写的家书也是满满的油盐酱醋的生活气息:“昨天我已为留学生炒了一个鱼香肉丝。美国猪肉、鸡都便宜,但不香,蔬菜肥而味寡。大白菜煮不烂。鱼较贵。”这老头儿,似乎把自己当成去美国采购的大厨了!

还有一个关于汪曾祺的笑话,陆文夫多次说:“汪老头很抠。”陆文夫说,他们到北京开会,常要汪请客。汪总是说,没有买到活鱼,无法请。后来陆文夫他们摸准了汪曾祺的遁词,就说“不要活鱼”。可汪仍不肯请。“买不到活鱼”现在说来已是雅谑,不过汪曾祺确实是将生活艺术化的少数作家之一。

怀悲悯之心看人间,赤诚之心写红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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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汪曾祺受到迫害,举家被安置在北京一个偏僻的四合院里。有人好心提醒他要小心隔壁的地痞。有一次,汪曾祺在窗前用废弃的水缸栽了些豆角,藤蔓渐渐爬满了隔壁的窗户,遮住了所有的光线。那里住的恰恰是当时北京有名的地痞。汪曾祺过意不去,后来拿一袋豆角送给那个地痞。出人意料的是,满面刀疤的地痞态度谦和,还问汪曾祺,可否送一幅画给他。可见,汪曾祺人格魅力的感染力。

汪曾祺年老之际,一家人仍住在狭小的房子里,他的书房在小小的阳台上。有一个外国作家读了汪曾祺的著作,专程来拜访他,看到简陋的住处很是感慨。后来在家人的劝说下,汪曾祺向政府申请房子,但一辈子著书颇多的一代大家竟苦恼如何写申请(难以开口),最后作罢。

汪老处世淡泊,不计名利。他在《自序·我的世界》中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的世界很寻常”,他笔下的世界既平凡又暖和,他的小说有如诗般的隽永,如散文般秀逸的美学品格,而他的散文更是深得中国传统文学的精髓,颇具名士风范,行云流水,挥洒自如。人如其文,就像他怀着悲悯之心看这人间百态,以赤诚之心写尽红尘见闻。

1997年5月16日上午10点30分“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汪曾祺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77岁。20年过去了,他的人格魅力让世人不舍忘记。今天读到他的文章,依然能品味出他文字的温度和他传达的情谊。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

以上文字相关参考图书 《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汪曾祺 著,图片来源于网络,转载请注明来源《一定要,爱着点什么》。

纪念汪曾祺: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的世界很平凡

这一生,行过的桥,

走过的路,看过的风景,

爱过的人都是一辈子最宝贵的财富。

我们要酷爱这一切,

暖和地爱着,认真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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